C919商业运营两周年：日利用率超7小时，航线25条，预计今年下线超50架

◆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。（沈玲摄）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(de)国家寥寥无几。1998年3月23日，歼10在成都首飞，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(lìjīng)50余年，铸就(zhùjiù)的“工业王冠”。

它的横空出世，将共和国(gònghéguó)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(liǎngduàn)：一段是仿制，改进，尝试研制；一段则是自行设计，现代化的自主研制。

不知不觉中，歼10已走过(zǒuguò)20多年(duōnián)。2006年，它成建制装备部队，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利爪；2008年珠海航展、2009年国庆(guóqìng)阅兵，世人终于看清了它的面容，大三角翼的鸭式布局，如一柄出鞘(chūqiào)利剑。

那些曾是“机密”的(de)故事，也慢慢解密：从胶片上的设计图，变成(biànchéng)“十号工程(gōngchéng)”，再到“歼10”大家族，历时38年……前18年数次面临“下马”，而后又“起死回生”，最终实现首飞；后20年，是不断试飞突破，不断改进(bùduàngǎijìn)成长的20年。

歼10的降生，源于一个建议(jiànyì)。

1981年年底，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，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(jiānjījī)，预计初期投资约5亿元。邓小平批示：“新歼项目较为重要，前期(qiánqī)投资5亿左右，目前花钱也不多(duō)，拟同意。”

一般来说，国外搞一个新机型，没有100亿美元拿不下来，而新歼的前期经费仅5亿元，以今天(jīntiān)的眼光看，实在太少(shǎo)。但在1981年，这可是惊人的数字。要知道，改革开放后(hòu)，邓小平一再提出“军队要忍耐”，以经济建设(jiànshè)大局为重。在军费压缩的当口，为什么还要拿出(náchū)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呢？

“中国停下来，世界却在飞。”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(niándài)初的中国空军。十年浩劫后，清点(qīngdiǎn)家底，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。虽说我军(wǒjūn)拥有数以千计的歼6，但这种一代战机，只有防守之功，并无还手(huánshǒu)之力。

脱胎于米格(mǐgé)21的第二代战机歼(jiān)7，1966年研制成功，刚开工就赶上“文革”，“文革”后空军装备的歼7和(hé)歼7Ⅰ总共不过几十架。

中国也曾下大力气(xiàdàlìqì)研究高空高速的歼(jiān)8，并于1969年7月首飞成功。然而，从首飞到设计定型用(yòng)了10年。等到歼8达到实用化阶段时，美军(měijūn)的作战飞机早已转向了低空、高速、突防，歼8又落后了。以(yǐ)美国F16、法国“幻影”2000、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装备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

1982年，空军到法国考察“幻影”2000，葛文墉将军亲自试飞后，显然大(dà)受刺激，他撂下话说：“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，除非是人家(rénjiā)犯了错误(cuòwù)，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。”

葛文墉(géwényōng)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(xiànzài)飞远航，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，按速度表的读数和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，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，而‘幻影’2000则已经(yǐjīng)计算机化了。它有平显(píngxiǎn)，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，就(jiù)飞到了，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，这样又快又准。”

如今寻常的导航系统(dǎohángxìtǒng)，在当时对(duì)那些研究飞机的设计师们，竟也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。显然，我们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。

更紧迫的是，上世纪80年代(niándài)初，世界局部战争烽烟四起(fēngyānsìqǐ)，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。

1981年，以色列空军14架飞机编队，摧毁了伊拉克的(de)塔穆兹(mùzī)核反应堆，之后全部安全返航，全程2000余公里。

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明亮总结说，“80年代，一系列局部战争有(yǒu)几个鲜明的(de)特征(tèzhēng)。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，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，三是已经开始出现(chūxiàn)信息化战争的苗头，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。”

如何应对这些变化？邓小平提出“首先要有强大(qiángdà)的空军，要取得制空权。否则，什么仗都打不下来”。这是把空军摆到了(le)军队现代化建设(jiànshè)的首要地位。

空军现代化，买(mǎi)新机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。为了买不买“幻影”，空军曾组织专家研讨了一个月(yígèyuè)。最后一算账，部队的采购费用(fèiyòng)，只(zhǐ)够买24架空机，要使用，不但要买飞机，还有地面维护、武器弹药等配套也要买，总共得花几百亿。

中(zhōng)美建交后的蜜月期，中美还曾想合作改造歼8，美方同意提供低端发动机和雷达(léidá)，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公司反悔，只能作罢。

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，只能搞自主研发。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(le)“更新一代(yídài)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发展方针，即用(jíyòng)歼7、歼8替代(tìdài)老式战机歼6；加速研制歼7、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；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空、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。

新歼研制拉开序幕，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，才能与2000年世界先进飞机抗衡？什么样(shénmeyàng)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，又适应(shìyìng)现代战争需要(xūyào)？一切还有待研究。

1982年2月(yuè)，第一次新歼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，有关领导和航空界(hángkōngjiè)专家141人(rén)参加。会上提出新型歼击机的空战能力要优于现有的歼8Ⅱ以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歼击机，争取性能接近美制(měizhì)F16战斗机。

为此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（601所）和(hé)南昌的洪都650所，挑灯夜战，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(shèjìfāngàn)。

沈阳601所的方案，是在歼(jiān)(jiān)13基础上重生的边条翼(tiáoyì)布局战斗机。歼8首飞后，空军对其性能并不满意，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，尤其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。因此，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(yú)早期(zǎoqī)F16的格斗战斗机。在空军，歼13被命名为“2号任务”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
南昌(nánchāng)所的方案是以强6为基础的衍生改进款。由于强6固有的结构复杂，重量大，可靠性差，所以从一开始，这一方案就不被(bèi)人看好。

总共只有两个方案(fāngàn)，而强6衍生方案又是来打酱油的，这样一来，601所的方案，几乎被内(nèi)定为胜出方案。

这也(yě)在情理之中(qínglǐzhīzhōng)，苏联专家撤走以后，国防部集中所有的战斗机设计力量(lìliàng)，在沈阳组建了601所。在飞机设计领域，601所是名副其实的“共和国长子”。

至此，新歼与宋文骢（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）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（611所）还没有(méiyǒu)任何(rènhé)关系，他们甚至(shènzhì)连参与竞标的机会都没有。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，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，帮兄弟单位(dānwèi)“参谋、完善”。

当时611所(suǒ)，刚刚经历了歼9项目的(de)惨败；总设计师宋文骢还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。接到通知后，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，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，让(ràng)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。

◆宋文骢

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，预备会后，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(zhǎodào)宋文骢，开口(kāikǒu)就问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？并要求他(tā)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。

由于事先毫无准备，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。他们只得去隔壁房间临时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，又(yòu)熬个通宵，把一些重要图形(túxíng)、曲线和参数(cānshù)画在胶片上。

601所来了(le)30余人，准备充分，第二天一整天都由(yóu)他们占据演讲台。因为是临时安排，王副局长只为611所在日程表(rìchéngbiǎo)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。

第三天，在兄弟单位汇报的(de)间隙，宋文骢抓住机会，从未来战争(zhànzhēng)怎么(zěnme)打讲起，又话锋一转，提出(tíchū)应对超视距空战，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，而要实现这些指标，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，比如要有中距拦射，要有电子对抗等等，而这刚好击中了歼13的软肋。

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，但在雷达、发动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(shàng)比F16逊色，它想赶上F16，但没有超越的(de)野心。

反观611所的(de)方案，采用鸭式布局，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,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，可说是(kěshuōshì)超越F16的“三代半”布局；更加大胆的是，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(shǔyú)空白(kòngbái)的静不稳定设计，虽然招致质疑，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。

用营销学的(de)观点看，601所的方案是在迎合空军(kōngjūn)的需要，而611所的方案，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，为空军创造了需要。

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，还了解空战？原来，早在抗美援朝(kàngměiyuáncháo)期间，他就作为修飞机的(de)机械师参加了空军，因为(yīnwèi)对空战有着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，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，总会考虑到空军的战术战略。

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，开始出现变数(biànshù)。

此后，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的论证拿下了项目，不过，歼10项目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在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：“这个(zhègè)说法似乎(sìhū)简单了一些。这15分钟的方案(fāngàn)介绍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，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(zuò)准备，由于(yóuyú)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了整个设计方案的介绍。”

与其说这次15分钟的(de)汇报是临阵磨枪(línzhènmóqiāng)，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的总结。

歼(jiān)9项目，是和歼8一起，在1965年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。出于(chūyú)控制风险的考虑，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，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(shàngtiān)。而歼9项目，因为(yīnwèi)要求太高，在601所并不受重视。

1970年，中国大搞“三线建设(sānxiànjiànshè)”，601所成立(chénglì)成都分所，把研制歼9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。这个601成都分所，就是(jiùshì)后来的611所，当时的任务，就是继续研发歼9。

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(péiyǎng)起来的(de)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(fēijī)设计师，但“文革”期间也只能种种菜。起初，转移到成都名单并没有他，但他割舍不下(gēshěbùxià)自己钻研了数年的歼9项目，就和妻子买来木板，自己装箱，踏上了转移之路。让人(rén)啼笑皆非的是，由于太过边缘，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，既没有人同意，也没有人反对。

在成都，歼9项目5次更改(gēnggǎi)设计(shèjì)指标，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，各种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。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投资，几乎把611所(suǒ)推到散伙的边缘。

正所谓祸福相依，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技术指标，设计人员采用(cǎiyòng)了当时在(zài)国际飞机设计中(zhōng)少有先例的“无尾+前翼”布局，也就是(jiùshì)(shì)后来的鸭式布局。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中，611所把鸭翼与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，风洞实验进行了上万次，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，在世界范围来说，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失败的歼9，使得宋文骢在这次评审会上，拿出(náchū)了可以信服的理论依据和(hé)试验数据。会议决定，暂不确定方案，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(wánshàn)方案，两个月后再议。

4月，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。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，为了使鸭式布局(bùjú)更有说服力，他(tā)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(yígè)飞机模型。可这模型实在太小，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。他灵机一动(língjīyīdòng)，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，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，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(lǐ)一般。

经过5天激辩，空军、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的票，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。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(dānxīn)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(guòdà)，从而转为(zhuǎnwéi)支持601所的方案。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。

部分专家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，静不稳定(wěndìng)设计可以带来(dàilái)优良机动性，同时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同期的美苏战斗机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，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，这的确让(ràng)人捏着一把汗。

为了用(yòng)(yòng)数据说话，宋文骢团队硬是(yìngshì)把三年要做(zuò)的试验，用一年完成了，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、流谱观测试验。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，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，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，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
1984年大阅兵中(zhōng)，歼8由于(yóuyú)技术问题，没能飞天安门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(de)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“沈飞别搞其他的了，把歼8弄好就行了”。

同年，军方表态：希望发展(fāzhǎn)有潜力的飞机(fēijī)。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？上级把(bǎ)宋文骢等人找去，问：“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？”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，又递给他(tā)的副手谢品，“你的字比我好，你来写”。

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，催生了(le)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，项目代号(dàihào)“十号工程”。这项工程如此机密，以至于(yǐzhìyú)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。弟弟在(zài)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，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。

◆歼10空中加油。（沈玲摄）

1986年，歼10项目(xiàngmù)上马，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正如有机玻璃投影出的(de)身影一样，十号虽然美好，但却有些缥缈。

一架(yījià)战斗机(zhàndòujī)的设计，集成了一个(yígè)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，而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、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，需要涉及(shèjí)空气动力、电子信息、材料冶金、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、100多家单位、数十万人直接参与。

搞一架飞机，就像指挥(zhǐhuī)一个大军团(jūntuán)作战(zuòzhàn)。摆在宋文骢面前最现实的问题，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？为此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，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：

一是建立总设计师系统(xìtǒng)。系统分为三级：第一级(dìyījí)为型号总设计师；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；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(pèitào)新产品的总设计师、主任（主管）设计师。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(hángyè)、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。

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。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(shìyàn)、单个成品试验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、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，成品不(bù)合格，就(jiù)不给钱。

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。严格型号研制程序，编制各级网络图，从方案论证、初步设计、到发设计图和制造、总装几个阶段，每个(měigè)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，通过(tōngguò)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(yígè)阶段。

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(gōngguān)，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，由总(zǒng)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。

五是坚持(jiānchí)全过程质量管理。

上述措施，都是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弊病提出来的。以前(yǐqián)的航空科研体系，虽说也有总设计师，但配套分系统(fēnxìtǒng)的研制单位，和主机所一样(yīyàng)属于(shǔyú)航空部下属单位，大家平级。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，结果往往就是扯皮，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事。

宋文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，等于把(bǎ)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，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，都(dōu)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了。

作(zuò)为总师，没有强有力的(de)手段作保障，如何能够统筹、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？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(hé)质量呢？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，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。

触动利益(lìyì)的改革，引来冷嘲热讽(lěngcháorèfěng)也不稀奇。有人这样问宋文骢：“宋总啊，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(nián)8年，多则10年20年，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年龄不饶人啊，这架飞机在(zài)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？”

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，“我(wǒ)老宋还能活(nénghuó)多少年，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，我说了不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通过(tōngguò)这架飞机的研制，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，我们只要为他们铺(pù)好了路，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，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(gèng)高明的人来接着干。”

正是通过型号设计师队伍的组建，又经过歼10的实战磨砺，一批年轻设计师成长起来，成了我国航空工业(hángkōnggōngyè)最宝贵的财富。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(jiùshì)宋文骢的弟子，接班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(suì)。

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，一架飞机(fēijī)上研制的新产品(chǎnpǐn)绝对不能超过30%。超过30%，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。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就连原材料、元器件都(dōu)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。有人断言(duànyán)，“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%，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(shībài)的。”

冒险，其实(qíshí)是(shì)无奈之举。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(de)飞机为主，总是照猫画虎，航空技术储备少，工业基础差。另外，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，技术指标要求高。说白了，新的机体、新的发动机(fādòngjī)、新的航电、新的控制系统，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(shèjì)与制造技术，什么都是新的！

这些难题如何突破(tūpò)？靠别人还是靠自己？时常要面临(miànlín)天人交战的抉择。

比如，歼10对于数控(shùkòng)加工水平要求极高(jígāo)，尤其起落架部分，是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。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，和国外合作(hézuò)被纳入了考虑之中。

然而谈判却(què)陷入了僵局。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：“你们(nǐmen)(nǐmen)的技术不行，你们的方案不行，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！你们肯定干不了的，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，随时(suíshí)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。”

265万美元的评审费，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，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，到底干不干(gànbùgàn)？宋文骢说，即使有这笔钱，也不能这样打水漂。他一直深深记得：1960年(nián)苏联专家走了，112厂试飞车间里，不论是装(zhuāng)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(fēijī)，都(dōu)成了钢铁垃圾，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。

“啃(kěn)别人的(de)冷馒头，只能是乞丐。”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(tóngzhì)们：“不要等，不要靠，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(fēijī)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。”此后，200多次的试验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一个，巨大的“咣当”声听(tīng)了一次又一次，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着手(zhuóshǒu)引进苏27、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(zhàndòujī)，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、现代化军队的转型。这本是(shì)好事，却给歼10带来了最大的危机。

苏27引进(yǐnjìn)后，有高层领导提出，歼10别再(zài)搞了，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，或者再走一遍引进、仿制、改进的道路，能快速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(zhàndòulì)、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(zhàndòujī)新技术，省钱、省时、省力，对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问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：“老宋，歼10和苏27有何不同(bùtóng)啊？”

宋文骢进行了详细(xiángxì)说明和对比，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，在作战中互相配合(hùxiāngpèihé)，都是(shì)解放军所需要的。最终刘华清拍板，“外国飞机再好，也是别人家孩子，歼10搞出来，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”。

压力，不只是来自国外，还(hái)来自经费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社会上流行(liúxíng)着“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段子，很多军工企业转型(zhuǎnxíng)，本来(běnlái)制造飞机的，竟然去制造塑胶手套、饭盒。当时，宋文骢的工资也(yě)只有1000元，是广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。由于经费得不到(débúdào)保障，歼10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。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(xièguāng)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，对内叫“熬”，对外叫“拖”。

“你们这是5分钱(fēnqián)想(xiǎng)上长城，连车票钱都没有。”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，却没法(méifǎ)发图；眼看青年人下海了，出国了。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，不淡定了。

或许是受了立项(lìxiàng)时的启迪，他决定把模型放大，先把全尺寸(chǐcùn)样机(yàngjī)搞出来。毕竟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(cāozòng)，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，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。最重要(zhòngyào)的是，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的研发经费，展示出阶段成果，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◆歼10全尺寸样机装配过程中。

虽然不能飞上天(shàngtiān)，但该有的(de)一样不少：515个部件，1000多条导管，30余公里的电缆，1991年8月27日，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，他们(tāmen)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就在这一年，海湾战争爆发了(le)。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，给军委领导极大(jídà)的震动——别说小米加步枪，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，甚至(shènzhì)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。

得知歼10的(de)金属样机已经完成，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成都参观，江泽民同志定调说“新歼是个宝，在某种(mǒuzhǒng)情况下比原子弹都重要”，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(zhèngcháng)轨道。

全世界(quánshìjiè)能独立设计、制造(zhìzào)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如果说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，那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。

自主研发的(de)涡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，一直(yìzhí)是歼10最大的难题。90年代初期，空军引进第一批苏27时，还多(duō)买了一些AL-31发动机。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决定(juédìng)，给歼10换新发动机，要不然上天没日子！

然而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更何况是心脏。换发动机后，整架飞机的(de)管线布局都需要(xūyào)进行进一步的改动，几乎等于推倒重来。

1997年6月2日，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。此时距离宋文骢的(de)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，已经过去了15年。总算是曙光初现，“十号”即将从发动机试车，到地面高速滑行，并(bìng)最终首飞(shǒufēi)。

谁(shuí)能想到，接连两次，发动机开车试验失败，叶片出现大规模损坏，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，整个(zhěnggè)工程再一次阴云笼罩。

虽然说美国的(de)F22试车时，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。但和美国比起来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？已经戒烟多年的宋文骢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，望着满眼泪水，却依然(yīrán)紧紧(jǐnjǐn)咬住嘴唇的员工，只说了一句，“让大家(dàjiā)吃饭去吧”。

咽下苦涩的眼泪，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(cóngtóudàowěi)的排查、封堵。待发动机再次转动时，终于(zhōngyú)有了龙吟般的轰鸣，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。

1998年3月12日，距(jù)预计的首飞(shǒufēi)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，红毯已经铺好，领导(lǐngdǎo)的专机也即将到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机械员张凤贵发现，发动机运转时，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。

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什么，但(dàn)要是出现在空中，燃油稍有泄漏，就可能遇上电火花，说不定会导致整架(zhěngjià)飞机瞬间爆炸解体。

“我们(wǒmen)绝对不能(bùnéng)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(de)疑点(yídiǎn)，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，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！”关键时刻，大家重新冷静下来，最终发现，由于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侯，有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，导致了发动机漏油。

10天后，歼10再度站在停机坪上，可惜天公又不作美，阴霾笼罩着机场。从上午(shàngwǔ)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，气候条件勉强达到(dádào)首飞(shǒufēi)要求。

指挥员把试飞(shìfēi)员雷强拉到一边：“雷子，能不(bù)能飞？”历经上百次重大险情(xiǎnqíng)，一路从雷阵里走出来的雷强，沉默片刻：从最初24人试飞小组成员，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，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(shǒufēi)，13年的苦练，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？他坚定地说：飞！

陪同他的大队(dàduì)政委，看到雷强血脉贲张，像喝多了酒一样，一把抓过他的手，脉搏竟然跳到152！跨进座舱，雷强一扭头，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。从事试飞17年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。“风萧萧兮(xī)易水寒”，一股悲壮(bēizhuàng)气氛弥漫着整个机场，萦绕在(yíngràozài)每个(měigè)人心头。

和传统飞机(fēijī)(fēijī)不同，歼(jiān)10采取了静(jìng)不稳定设计。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比三轮车和自行车(zìxíngchē)，前者好控制，但不灵活；后者机动性好，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，一旦飞控出了差错，人为无法操纵。国外首飞电传飞控飞机，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，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，待试飞员完全熟练后再改回来。

航空专家傅(fù)前哨告诉北京日报记者，首飞前，他最担心的就是(shì)静不稳定设计，还(hái)曾写信给空军，希望采用过渡方案，因为飞机(fēijī)研究史上，电传飞机试飞没有不摔的。他哪里知道，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，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，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(tiāncái)在把关，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，却成了歼10最为出彩的地方。

“今天(jīntiān)，就是(jiùshì)缺胳膊断腿，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!”关闭座舱盖，他一下子全无杂念。点火、滑出(chū)、加速、拉杆，飞机腾空而起，雷强操纵战机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。

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(de)飞行后，雷强又主动(zhǔdòng)请缨再飞了一圈。17分钟后，战机(zhànjī)一个灵巧的下滑，稳稳地落在跑道上。下了飞机，他抱住宋文骢说：“宋总，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！”

◆首飞归来，雷强泪洒机场。

一次划时代(huàshídài)的首飞圆满地划上了(le)句号。回忆起庆功宴，宋文骢的接班人、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(hěn)清楚：“那时候‘老头儿’已经68岁了，但他很开心，喝了不少酒，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，我出生于3月26日，歼10首飞成功是(shì)3月23日，以后，我的生日就是(jiùshì)这天了！”

首飞不易(bùyì)，定型更难。

国外所有的第三代战机(zhànjī)试飞周期均占型号(xínghào)研制周期50%以上，有的竟达80%。苏27的原型机经过了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，直至T10S才设计定型(dìngxíng)；美国的F16边飞边改，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；而(ér)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%。

歼10飞行的安全范围是多少？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？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？必须有人，用(yòng)自己高超的技术，试验出了这些临界数据。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(lǐzhōnghuá)说过的一句话形容：试飞就像(xiàng)摸电门，如果说电量开小(xiǎo)，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，而如果一不小心(yíbùxiǎoxīn)开大，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从基本动作(dòngzuò)，到对飞行极限的(de)挑战(tiǎozhàn)，歼10的试飞要闯过30多个科目，包括空中对接、低空大表速、大攻角、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，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

2002年8月23日(rì)，试飞员邹建国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刚刚起飞不久，就发现了机场(jīchǎng)尽头(jìntóu)沙尘暴的迹象，两架歼10如同离弦的箭返回机场，待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，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。

2003年11月24日，试飞员宫庆辉进行全载荷试飞时，飞机(fēijī)的(de)左侧(zuǒcè)副翼失去控制，瞬间产生了接近60度的倾斜角，他驾驶着已经(yǐjīng)操纵十分困难的战鹰，平稳地飞回机场，着陆之后，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。

2002年(nián)5月6日，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特性时，通过一个仪表的不正常读数判断出了飞机的液压系统(xìtǒng)可能(kěnéng)存在漏油(lòuyóu)，他果断放下起落架，就近选择着陆。事后证明，如果晚1分钟，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。

2003年8月23日，试飞员徐勇凌，利用新的方式实现了空中加油(kōngzhōngjiāyóu)的对接。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(yāshì)布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，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(zhàngài)。

2003年12月25日，实弹打靶(dǎbǎ)，面对突然锁定的靶机，徐勇凌果断使用备用方案，发射导弹，击中目标。若再(zài)晚几秒，靶机就会(jiùhuì)飞出空中走廊。

国外的三代机试飞中(zhōng)，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经历(jīnglì)。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，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，但从(cóng)没有一次事故导致机毁人亡，堪称试飞史上的“零伤亡”奇迹。

这些奇迹背后，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，还与歼10优良的(de)人机界面相关。过去苏式(sūshì)研发体制毫不(háobù)重视操作者的感受，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。

宋文骢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，自始至终要求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，仅雷强就(jiù)提出各种(gèzhǒng)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。

比如驾驶杆、油门杆，当初都(dōu)(dōu)是试飞员(shìfēiyuán)们用橡皮泥捏出来的。油门杆上的9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，怎么样才能既舒服，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，这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。再比如控制系统，雷强在试飞时发现(fāxiàn)拉杆时反馈的力量(lìliàng)过大，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，直到合适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，直到大家都认可。

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，不仅使新研制的飞机更便于操控，还(hái)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(hé)整体研制进度。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，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。

2006年(nián)12月29日，新华社(xīnhuáshè)报道：“歼10将成建制装备部队(bùduì)，形成作战能力”。这是歼10揭开了层层面纱，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实际上，在此之前，歼10战斗机已经装备部队。

1999年，科索沃战争爆发，78天的战争，全由空军完成，且号称零伤亡。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(xiǎnxiànchū)对空军的倚重，中国空军的战略也(yě)从(cóng)防守型，变为了“攻防兼备”。

形势所迫，歼10尚未设计定型，军委领导就决定先投入(tóurù)批量生产，交付(jiāofù)部队提前使用——这个决定，开创了(le)我国战斗机研制的先河，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

2003年3月，首批飞机交付部队，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深情(shēnqíng)讲道：“新歼到(dào)今年已经18岁了，终于可以参军了。”在座的航空人无不动容，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“争气机”，它(tā)(tā)在“银河号”受尽屈辱的航行中，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，它在王伟惊天地泣鬼神的那(nà)一撞击上，把中国人、航空人的悲愤和憋屈，化成了埋头苦干、励精图治。

傅前哨(qiánshào)说，以歼10为代表，中国的航空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(bùzài)是“望尘莫及”，而是“望其项背”了。

在歼10研制过程中，还催生了(le)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；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铁鸟(tiěniǎo)试验台；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化(zōnghéhuà)航电武器系统动态模拟(mónǐ)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。

宋文骢曾经这样评价歼10走过的两个18年：前18年是我们努力(nǔlì)论证研制，尝试手工制造，最终实现(shíxiàn)首飞的18年；后18年，是歼10不断试飞突破，列装部队，成长的18年。然而，他却没能够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(shēngrì)，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，悄然(qiǎorán)驾鹤西去。

2018年(nián)2月9日，我国自主研制的(de)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，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，担负起守卫祖国空天的使命。

其实，在歼10首飞成功之后，宋文骢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杨伟，自己则继续(jìxù)带领气动设计小组，开始(kāishǐ)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。最终(zuìzhōng)宋文骢提出了“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(bùjú)”，通过机头涡、前边条涡、鸭翼涡、边条涡、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，达到了空前(kōngqián)的气动性能。而这个布局，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。

看着(kànzhe)写字台前与恩师宋文骢的(de)合影，歼20总设计师杨伟思绪万千，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“别走了”，他也许(yěxǔ)会出国留学，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失之交臂。

从歼10到歼20的研制，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(zhànjī)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，歼10研发培养出(chū)的团队，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(yǐnshēn)重型战机的国家。

如雷强所说，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。仿制歼(jiān)6、歼7就是学正楷，然后在设计歼7的(de)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；到研制(yánzhì)歼10就有些许多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，属于草书；再(zài)到4代机，咱们就不用再受到字帖的限制，可以自成一体了。

本文原载(yuánzài)于2018年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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